在某种程度上，何为国学，一直是一个难解议论纷纷而难以定义的问题。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，并没有国学专业与国学学位，人大国学班的同学如今也正面临着毕业时的学位授予难题，更严重的是，在如今艰难的就业形势中，他们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。重读经典、复兴国学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有人认为这是富起来的中国的一种文化回归，也是中国人恢复自信的标志；也有人批评，这是在全球化中，中国按照西方的想象，以便打造出符合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文化；当然还有人指出，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，我们除了传统，现代化的过程毫无特色，难以形成自己可供交流的文化与价值观。在美国受困于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后，中国方式、和平崛起的观念成为了世界其它强国可供参考的模式。所以，孔子学院纷纷兴起，祭孔大典、纪念炎黄先祖成为了不同地区的中国人都能接受的仪式。而在这些仪式中的礼仪，与传统的道德观一道，成为了国学复兴的最佳土壤。
尊孔读经，不能不说《论语》。应当说，这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元典，是古代中国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，在 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创下千万册的销售记录后，各种《论语》的版本都火爆异常，几乎所有媒体也都是做出专题甚至专刊予以讨论，2007年，出版界可说是“论语年”。李零的《丧家狗―――我读论语》、李泽厚的《论语今读》纷纷出版或再版，孔子的第75代孙孔健教授，也和于丹一道推出了《论语力》。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的名言，造就了半数中国人说《论语》的风潮。
宋人有云，“天不生仲尼，则万古如长夜”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孔子似乎承担了启蒙者的角色。然而，孔子自称就是一名教书匠，思想家、启蒙者与圣人的称号都是其弟子与后人所加。但是，即使只是一名教书匠，孔子也没有完成教育的最终目的：教是为了不教。孔子一生，诲人不倦，始终不知道何时对他的弟子“不教”，子路跟随时间最久，挨批最多，学成后为官，却落得惨死，正是为了孔子所说的“礼”―――而这，不能不说是孔子教育的最大失败。在他看来，子路勇敢却鲁莽，子贡精明却圆滑，都需要通过教育加以改进。然而，正是当学生在怀疑教师的同时，他才有了真正成为人才的机会，而同时，作为教育者与启蒙者的教师却往往顾及自身的合法性，对之进行敲打。孔子所创的师道尊严，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性，却抹杀了学生的创造力，也使得学生没有了超越自己的可能。“吾爱吾师，但吾更爱真理”的名言，在中国就未曾出现―――而正是这样一部教书匠而绝非教育家的言行集，却在宋代以后被认作为治国宝典、科举考纲，中国怎能再 现 唐 代 的 辉煌？怎能不走下坡路？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场出版狂欢中，最受人关注的并不是《论语》，而是对论语该如何解读。于丹教授的“知足常乐”得到了广大普通民众的认同，在大多数人都是弱势群体的时候，这本书起到的作用是心灵鸡汤、抚平浮躁焦虑的社会心理，还是麻痹群众、造就一批新的阿Q，在知识分子中也是争议不断。相反，李零教授将孔子的命运形容为“丧家狗”，倒是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。孔子一生，不仅在诸侯、君主那里如同丧家之犬，在他所面对的民众面前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贤人中能理解他的没有几个，他还有办法利用师道尊严加以收服，但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能有什么作用？在某种程度上，孔子自身的遭遇及其应对措施，与知识分子在当权者与普通民众中的两难抉择，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中最重要与最微妙的因素。
或许，由于《论语》的复杂与多义，钱文忠教授再一次粉墨登场，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成为了热门话题，更有许多人义务向农民工子弟宣讲，颇有“教不严、师之惰”的决心，以及让每个孩子都能有“孔融让梨”那样爱心的信念。本来，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只是识字课本，谈不上是国学经典，将其神话到如此高度，总让人觉得背后有一股复辟倒退的潜流。当然，现在的学生难教、学生纪律松懈也早有所闻，但据我所知，至少还没有到西方国家那样经常发生校园血案的地步，至多是教师在不合理的高考制度下，难以完成变态的升学指标而已。在中国的家长看来，小孩子循规蹈矩是最重要的―――高考看的就是这个能力，而创造力与创新意识因为不好衡量而被弃之如草芥。或许，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教师与家长一同选择了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，希望孩子能懂得温良恭俭让，如同花园里的苗圃而不是路边的野草。
当然，我也承认孩子们需要理性与逻辑，而不能随心所欲，但这一切，完全可以在五四后的国文教材中找到范本。现代汉语的定义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，而今，这些却被封存不提，反倒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刨出各种儒家的变种，希望以国学来挽救失范的道德标准与社会秩序，在我看来，不仅徒劳，而且可笑。其实，国学无非传统的文化典籍，经史子集中，当然是“经”为国学的根本，而事实上，经史子集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国学的精华所在，也就是“经”中的文化观、价值观―――其实，即便是在少年的开蒙读物，或是民间的野史传说中，也同样能见到忠孝节悌，礼义廉耻，长幼有序，等级森严―――国学的烙印，早已深深打在每个中国人的基因之中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不但没有看到中国的孩子如同 《成长的烦恼》中的一家那样充满生机与活力，反而峨冠博带诵读诗书，领受戒尺的处罚，感觉简直是回到了鸦片战争以前。像这样长大的孩子，如何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争得一席之地？除了签订和约、忍辱偷生之外，还能做些什么？
疑古、释古，迟早都会复古，经典的魅力如同鸦片，往往会令人难以自拔，所以，中国的读书人有述而不作的传统。在西方，集大成者的施特劳斯，也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学人频繁提及，而在经典中读出经典所潜藏的新意的作法，也是被众多学者所追捧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卡尔・波普尔曾将自己的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送给施特劳斯，以此应聘芝加哥大学的教职，却被施特劳斯斥之为“半调子的书”―――因为，施特劳斯本人正是开放社会的“敌人”。他的著作的大量引进，不仅是知识分子躲进书斋、避世自慰的工具，也是逃避责任、成为社会革命中的反动派的开始。这种所谓的新保守主义，不仅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、自由平等的天敌，也是文化复辟的先锋―――现代科技的便利与古代贵族的权势、以及成为人上人的可笑梦想，都是技术官僚所追求的理想生活。
不久前，刘再复先生撰文认为，五四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打倒孔家店，而是狠批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就好了―――因为这两部古典小说中的“有枪就是草头王”的观念，对中国流氓政治的形成，有着更为广泛而直接的作用。但在我看来，正如人们所言，流氓政治的可怕在于“就怕流氓有文化”，三国、水浒中的忠义观，正是它能赢得无数中国人认同的最重要原因，没有清官的时候，流氓能替自己申冤，而且也讲儒家的忠孝礼义，那也可以拥立他成为君主。长此以往，无非是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，一乱一治，循环往复。五四的创世意义，也就在于它发现了中国几千年停滞不前的秘密，没有思想观念的更新、没有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，一切的变革不过是新桃换旧符，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而已。
今天的中国，不是只有贵族与奴隶，地主与农民―――古代经典中 “学成文武艺、卖与帝王家”“不成功、便成仁”等种种观念，只会将大家带回到万恶的旧社会。普通民众不可能对经典进行系统阅读与深刻反思，而只会拣最为实用利己的思想进行实践。长此以往，即便不敢称王称霸，但愿意当“导师”的却多了，而这时，经典的反作用就会格外明显，民主必然更加遥遥无期。九十年前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正是有鉴于此，才提出“不读中国书”“废除汉字”的激进口号，一扫以往学者“述而不作”的陋习―――那正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如同静止、毫无发展的重要原因。在一片尸臭冲天的废墟中，即使是宝贝也难免沾染病菌。或许，只有和五四先辈一样，引进民主与科学，创立出一套新的思想文化体系，才能真正走出封闭的文化怪圈。（李 杰）
转自北航校报（C-03）
